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提出：“新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逐渐完备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逐步的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的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牢记“国之大者”是我们开启新的征程和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

　　事实上，自2020年4月以来，习在不同场合分别对“国之大者”进行了多维度阐述，这使得“国之大者”的内涵越来越清晰，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基本遵循。北京作为首都，与“国之大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而使得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为此，我们要从哲学角度对“国之大者”加以把握，对其有系统、全面、清晰、立体的理解和认识，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厘清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地牢记“国之大者”，取得各项工作的实效。

　　对于“国之大者”，古人有类似词汇，如“国之大事”“国之大务”“国之大计”“国之大纲”“国之大本”“国之大权”“国之大经”“国之大政”等，一般用来指称对于国家治理十分重要的事项，如祭祀、礼教、军事、农殖、法令、赏罚、财政、民心、人才、战略等。在“国之大者”的建构中，既包含军事、财政、民生等，也包含制度、观念、仪式、习俗等。因此，“国之大者”并不是外于我们人类，等着人类去发现，相反它是人类自身反思、建构和创造的过程。人类建构过程形成“国之大者”，这构成了“国之大者”最本质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之大者”的本体兼具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特征，它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有机统一。

　　对于“国之大者”的建构，其抽象性的最典型特征是政治性，即事关国家政权运行和稳定的重大事项、战略和价值等才能够纳入“国之大者”范畴。习对“国之大者”的论述，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国之大者”的最根本性特征。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在2021年2月1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指出：“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很多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

　　习还对“国之大者”的详细的细节内容进行了指称，这突出“国之大者”不是空洞无物而是具体有所指，如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等。这样，通过将“国之大者”与党和国家重大利益、新发展理念、人民生活幸福、保护生态环境等联系起来，实现了抽象性与具体性的有机统一。

　　“国之大者”是什么与怎么样看待同等重要，并且最终会受到治理绩效的检验。对于“国之大者”的认识，可以有很多维度，最重要的是实现整体性与局部性的有机统一。所谓整体性是指对“国之大者”要形成一个对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事项、关键、重点和难点的整体性认识，并且这种整体性认识也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从整体性的角度把握和认识“国之大者”是其应有之义，也是“国之大者”区别于另外的事项的关键认识特征。而每一个治理主体，由于其工作性质，应该在各个部门、地区等工作，这就要求在对各自治理事务的认识中，既要对局部有认识，又要将局部统一于“国之大者”的整体认识之中。

　　对于提升“国之大者”的认识，习有多次论述，并且侧重对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2021年1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逐步的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需要加强对“国之大者”的认识，并且需要将对“国之大者”的认识转化为工作行动，并且最终取得实绩和实效。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加强对“国之大者”的认识，关键是将“国之大者”与自身职责进行相对有效衔接，实现整体性与局部性有机统一。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逐步的提升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由此可见，只有形成对“国之大者”的正确认识，才可能真正提升政治领悟力，并自觉将局部工作融入整体工作之中。

　　只有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国之大者”，才能够解决知和行、名和实、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最终实现知行合一。将“国之大者”应用于治理实践，最核心的是需要处理好一致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一方面，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需要围绕“国之大者”展开；另一方面，在遵循“国之大者”理念的同时，又需要结合本地区实际进行创新，实现因地制宜和自主创新。

　　对于将“国之大者”与实际在做的工作相联系的方法，习有系统论述，并且侧重注意力分配、决策、问题解决、执行等内容。2020年10月10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指出：“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从这一论述能够准确的看出，将“国之大者”与决策联系起来，侧重领导干部的注意力分配和决策判断，既解决了整体与局部之间关系问题，又能够真正的完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2020年5月23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领导干部可以在执行中遵循“国之大者”理念，通过主动加强责任担当推动“国之大者”理念转化为行动和绩效。事实上，在谋划发展、处理问题和提供服务中，都可以将“国之大者”作为一切行动的总出发点，作为工作的底线。当然，未来如何将“国之大者”融入治理日常实践中，还需要在政策工具箱中进行有力探索，多开发切实有利于“国之大者”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配方。

　　从伦理学视角看，心怀“国之大者”，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其核心是要实现规范性与自觉性的有机统一。它强调治理主体需要将“国之大者”作为责任担当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内化为一种不需要外在规范的自觉遵循的伦理准则。

　　这方面，习也有系统论述，他将“国之大者”与责任、政治判断力、人民幸福等联系起来。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步的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国之大者’，逐步的提升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由此可见，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水平，离不开对“国之大者”的把握，并且最终要将体现价值判断的“国之大者”内化为责任担当，从而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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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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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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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